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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的一次博弈

杨涛


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18日在辽宁锦州对沈阳黑社会“刘涌案件”进行了提审，22日上午对刘涌案经再审后做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其所犯其他各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23日）这是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对于这一事件，众说纷纭，然而笔者却更愿将其看作是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的一次博弈产物，这种博弈在我国法治化建设中必将面对的难题，因此，围绕着这件案件的种种争议，也必将在我国法治化建设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任何国家的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出现与完善总是与之如影伴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律专家特别是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法典化国家地位引人瞩目，他们精于法理擅长逻辑，对于推进法治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发现素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的法律专家开始并不那么依顺于民意了。一方面，法律专家用法律的理性来搭建法律体系，用法言法语解构社会问题，与民众以朴素的道德及价值观出现隔膜；另一方面，法律专家垄断了法律知识，进而掌握话语权威，产生知识权力统治，由此产生法律知识场域精英统治，并想籍此启蒙或改造民意。
　然而，民众对法律发出的声音却有其自身存在的厚实土壤。因为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法律应为民众而生存。其次，在法治的进程中，民众的参与也是推进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司法需要的精英化、专业化但又离不开民主化、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英美法系的陪审团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用民众的常识来纠正法律职业者的某些偏执。再次，民众的思维存在一定惯性，这种惯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最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民众对于运用法律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足够的信心并渴望参与其中，如果这种信心被专家话语权威过份的压制而不是一种有益的疏导或启蒙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偏执。
应当说，在过去的法制不健全的岁月里，我们的法律及法律人过份迁就民意，以民众的感性取代法律人的理性的事件居多，民意成了法律的睛雨表。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意控制法律场域的局面逐渐改变, 专家话语在这一场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专家过份看轻民意的趋向，民意成了嘲笑的对象。然而，民众声音并不甘于如此轻易退出，在法律场域与专家话语进行一场博弈便在所难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民众与法律专家就刘涌案产生这么广泛持久的对话与争论。作为这场博弈的副产品，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史无前例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
在笔者看来，这场博弈是非常有益于我们法治化进程。只要参与博弈的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参加，其结果必将是双赢的。一方面，民众将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关系有所认识，将更加理性地看待死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民众的知情权得以更广泛的尊重，一度为法律专家热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公正性也得到理性的反思。
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的都不可缺失，尽管从整体考虑两者是辨正统一关系，然而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两者的又时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两者之间的博弈不会减少，法律将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发展，由此看来，法律不仅是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也是掌握知识不同的民众与法律人之间博弈的产物。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简论虚假广告赔偿责任

　

王德山
　 近几年因虚假广告所引起纠纷时有发生，但广告纠纷往往涉及当事人较多，案情比较复杂，对于广告发布者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及如何承担，本文拟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析。

　 一、证照审查

　 根据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广告发布者在发布广告时，必须依法审查广告主的有效证照，如广告主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等。广告内容不同，广告发布者应当审查的证照亦将有所不同。广告发布者未依法审查广告主的有效证照，应当对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践中常常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广告主向广告发布者提供伪造的证照，以致于虚假广告出台。在此情况下，除广告发布者明知或应当知道证照是伪造的外，广告发布者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广告主提供伪造的证照，一方面，广告发布者也是受蒙骗者，另一方面，广告发布者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从技术上不可能对每一个广告主提供的证照都———进行真伪鉴定，广告发布者亦无此法定义务。因此，广告发布者并无过错，一切责任应由广告主承担。

　 另一种情况是广告主借用他人证照。借用证照是一种违法行为，但个别广告主为应付广告发布者的审查，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等证照提供给广告发布者。在此情况下，被借用单位应视为广告主。如果借用人刊登虚假广告，致使他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出借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借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是借用的，广告发布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广告虚假

　 根据广告法第三十八条，广告主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广告虚假仍发布的，明显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三、联系人地址真实性。

　 根据广告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受害人往往依据此条规定要求广告发布者承担民事责任。

　 广告法所说的真实名称、地址，作为企业来说，应理解为企业的注册名称和地址。但首先应当明确，法定代表人不等于联系人，联系地址不等于企业注册地址。其次，法律对于广告中的联系人和联系地址并无强制性规定，未要求联系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联系地址也不要求必须是企业登记的地址。因此，除企业名称外，广告中的联系人不是法定代表人，联系地址不是企业注册地，不能认为不真实，不能依此规定来要求广告发布者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受害人要求或者在解决争议时，广告发布者仍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地址（即广告主的企业注册地），可推定广告发布者应当知道广告虚假，适用广告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

　 另外，受害人根据广告中的联系人和联系地址与广告主取得联系，并进行实地考察，经考察后，与广告主签订了合同。在此情况下，广告发布者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受害人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广告发布者所发布的广告已失去了广告的原有作用。受害者与广告主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是基于自己的考察和主观判断而非基于广告发布者发布的广告。若因此遭受损失的，不能依广告发布者刊登广告虚假为由而要求发布者承当民事责任。

　 应当说明的是，在确定法律责任时，必须分清法律关系。这是决定广告发布者是否承担责任的根本之所在。针对具体案情查明损失原因，分清法律关系，是决定广告发布者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再查明广告发布者是否有过错及过错大小，判定其责任大小有无。否则，可能造成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