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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与“良吏”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古人治国，讲求“王霸兼综”、“德刑并用”、“儒法相辅”；今人治国，讲求“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尽管古代的“家国”概念早已不同于如今的“民主共和国”了，但就其“治国”所采用的指引思想而言，似乎还不能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治国”吗？总得需要从“说服”和“强制”两方面着手，需要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用功。提及此，难免又让人想到了“良法”与“良吏”的问题，想起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既然又想到了这些问题，那就不妨干脆将有关内容再重述一遍吧。

一、何谓“良法”？综观中外古今，法至少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具有“权利”、“公平”、“正义”等富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义。第二、国家机关制定或颁布的具体的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第三、符合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和人类自身特点的社会控制或管理方式。总而括之，从法学家的角度，法应是通过人类理性之光照耀所折射出的反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实然与应然、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真实的或虚假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理性之光照耀下，“良法”就是那些能够起到充分尊重人类自身的权利、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期的“公平”和“正义”观念、能够引导人人弃恶从善、能够帮助人类充分展现自我、能够对“奴役人、束缚人、压迫人、禁锢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公共权力形成抗衡或制约、能够铲除观念上和制度上对人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的土壤、能够保障对权利受害者及时进行司法救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能够创造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等功能作用的“法”；反之，则为“恶法”。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恶法属于非法”。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良法”还仅是反映人类对“法”的理想或愿望的成分而已，因为时至今日，现实社会存在的“假、恶、丑”现象仍要求我们必须制定大量的“良法”出来。人类社会立法的过程，不就是要在社会法律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或制定“良法”并摈弃“恶法”的过程吗？人类社会自身不断的进步，不也是反映“良法”与“恶法”不断斗争、“良法”不断战胜“恶法”的过程吗？

二、何谓“良吏”？在中国古代，“吏”一般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也泛指官吏，“吏治”就是指地方官的作风和成绩。今言“吏”则无他意，借指执行法律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已。“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也得靠人去执行。什么样的人去执法才好呢？答曰“自然是良吏最好”。那什么又是“良吏”呢？还是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讲的吧。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根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圣人（即德才兼备者）、君子（即德胜才者）、小人（即才胜德者）、庸人（无德无才者）四类；并且指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按照对人的如此分类，就治国而言，自然是圣人最佳，君子次之，庸人再次之，小人不可用也。但是德才兼备之圣人历代少有；庸人最多，但又误国；小人有才，却又害国；只有君子不害国不误国，可大胆任用也。可见，古人所认可的“良吏”应是圣人和君子，而小人和庸人为官则属于“恶吏”或“庸吏”的范围。今天，我们考察和任用干部或官员的标准自然是更加细化、科学化，但有关被录用或任免人员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仍是衡量我们现代各级官员优劣的最重要尺度。我们所期待的“良吏”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德。可是，“良吏”又不是写在脸面上的东西，只能通过其具体的做人或做事才能反映出来。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个人道德品行的优劣或借助某些机遇或条件才能发挥出来的个人能力的大小；而且“时位之移人也”，人的德行或才能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我们怎能保障执法的不是“小人”或“庸人”呢？但我们确实期待着执法之人都应是德才兼备的“良吏”。

三、关于“良吏”生“良法”的问题。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宋代 王安石《提转考课敕词》）；“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宋代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官吏才能保证“善法”得以贯彻执行；官吏能否守法和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福祉，也难怪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官吏之选拔和考核。无独有偶，英国历史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弗兰西斯科•培根曾担任过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对“法律”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感。培根认为：再好的法律，如果让拙劣的法官去执行，它也会变得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让优秀的法官依据法律的原则或精神并本着自己的良知去断案同样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追古溯今，可以说我们今天制定的各类法律规章不可谓不多矣！有关规定也不能说不具体不详尽矣！然现实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吗？有多少法律规章的具体明确规定是被执法的官吏曲解和滥用了呢？看来，不是我们制定的法律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吏治”存在问题，就像是“好经”被“坏和尚们”给念歪了一样，难怪我们的领导者要提倡“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若我们所任免的各级官员无德无才，我们制定再多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若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有了德行和才干的“良吏”，现实中自然会催生出一些符合人性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良法”，现存的已制定的法律也会充分发挥出被公正适用的“良法”作用。

四、关于“良法”出“良吏”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引自《周公》）。至于为什么立“良法”才能出“良吏”的原因恐怕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家从人性的角度说得更为清楚明白些。卢梭曾说过：“人们首要的法则是对自身生存的关怀；人们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怀”（《社会契约论》）。对此，孟德斯鸠说得更为直白些，他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产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必然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要想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论法的精神》）。这就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石。这些思想家的话语无非是强调制度可以限制或约束人性的自私或恶的方面，说明“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的道理。因为执法的官吏并非神明，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为官为吏也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即可养家糊口又可实现自己理想或抱负的职位。如果我们把公共权力交给他们掌管后不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他们从本应该为民掌权谋利的“良吏”一个个蜕变成渎职枉法、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相反，如果我们设计出了良好的制度，制定出了防止权力滥用使权力能够相互制衡的“良法”，任何官员不管其级别有多高、职务有多大，一旦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则必让其受到法律的追究。倘真如此，何愁“良吏”不多也！
看来“良法”与“良吏”的关系的确是一种循环相生、相互为用的辨证关系；不仅是“良吏”能催生出“良法”，而且“良法”更能约束出“良吏”；其中，“良法”为本，“良吏”为末，能够约束“良吏”之“良法”更为本中之本。记得当年英国的培根大法官最终因涉嫌徇情枉法而受到英国议会的审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讲，我可以算是本世纪以来最为清正廉洁的一名法官，但议会对我的此次审判也是本世纪最为公正的一次审判。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人品如培根那样清正廉洁的“良吏”，更多一些像英国那样能够随时限制权力被滥用的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5月20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治安管理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公共场所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
（一）文化、娱乐、体育场所；
（二）饮食及其他服务场所；
（三）游览、集贸、劳务场所；
（四）车站、码头、机场和车辆集中停放场所；
（五）临时举办的大型商贸、文化、娱乐、体育、重大节庆等活动场所；
（六）其他依法应当进行治安管理的公共场所。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落实综合治理措施，维护公共场所秩序。
公安机关是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主管机关，负责本辖区公共场所治安秩序的检查、监督和管理工作，查禁违法活动。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体育、城建（城管）、铁路、交通、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公安机关加强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第四条 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治安管理责任制。
公共场所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该公共场所的治安责任人。治安责任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维护治安秩序。
第五条 公民应当遵守和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对公共场所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制止、举报。
第六条 对于执行本条例，认真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时发现、举报重大违法犯罪活动，见义勇为，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所在单位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治安管理
第七条 公共场所应当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建筑物及设施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和消防管理规定。

公共场所经营项目和从业人员，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治安管理规定。
第八条 开办本条例第二条第（一）、（二）项公共场所的，开办者应持有关证件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在接到书面申请十日内发给《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未取得《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的，不得营业。
领取《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的经营单位，停业、转业、租赁、分立、合并及变更治安责任人时，应当向原审批机关办理相应的手续。
第九条 举办本条例第二条第（五）项大型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于举办日期的十日前，向举办地的县（市、区）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在城市举办跨区域的大型活动，向举办地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书面通知主办单位。
公安机关对许可举办的大型活动，应当协助、督促主办单位落实安全措施。在活动过程中发生紧急情况，应当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第十条 大型传统民间活动，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公安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维护治安秩序。
第十一条 公共场所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一）音响器材、灯光的使用和限员场所的经营，不得违反治安管理规定；
（二）不得在安全疏散通道营业或者放置物品；
（三）不得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
（四）不得使用淫亵性名称、广告招牌，张贴淫秽图片，利用色情招徕顾客；
（五）不得设置便利色情淫亵等违法活动的设施；
（六）不得提供淫亵性按摩和色情陪侍服务；
（七）不得欺骗、敲诈、勒索顾客；
（八）不得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二条 公共场所治安责任人及从业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组织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三）接受公安机关治安管理，按照要求及时整改治安隐患；
（三）发现违法人员，立即报告或者扭送公安机关；
（四）发生治安灾害事故或者刑事案件时，立即报告公安机关，保护现场，抢救伤员；
（五）对观众、游客、顾客遗失或者群众拾交的财物，详细登记，妥善保管，公告招领或者送交公安机关；
（六）招聘雇佣外地从业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向公安机关申报暂住户口；
（七）临时举办大型商贸、文化、娱乐、体育以及重大节庆等活动，履行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照本条例规定，审查大型活动举办申请，核发《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并进行年度审查；
（二）督促公共场所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会同主办单位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三）对公共场所进行治安检查，督促整改不安全隐患；
（四）依法及时查处刑事、治安案件和其他违法活动，预防、处置突发事件和治安灾害事故。
公安人员在公共场所执行公务时，应当主动出示省公安机关制发的《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检查证》，文明执勤，依法办事。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参与公共场所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业主、经营单位，为其充当保护人；
（二）徇私枉法，包庇、放纵违法犯罪活动；
（三）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收费、罚款；
（四）索取、收受贿赂；
（五）执行公务时玩忽职守或者刁难经营者；
（六）利用职权为本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公共场所经营单位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办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营业额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其大型活动尚未举办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的，责令停止举办；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而擅自举办活动的，责令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建筑物及其设施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和消防管理规定、限员的场所严重超员经营出现事故隐患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吊销《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
公共场所经营项目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者责令停业整顿。
公共扬所从业人员条件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者给予警告。
第十八条 公共扬所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治安责任人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一）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二）设置便利色情淫亵活动设施，提供淫亵性按摩和色情陪侍服务，以色情招徕顾客的；
（三）欺骗、敲诈、勒索顾客的；
（四）制作、复制、出售或者传播淫秽、反动物品的；
（五）多次发生刑事、治安案件或者发生治安灾害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情节轻微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和其他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不得以罚款代替其他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第二十一条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或者治安责任人受罚款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被处罚人和被处罚单位对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或者申请人对不许可事项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提起诉讼。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6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