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制订的《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制订的《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沪府发〔2009〕49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政府同意市发展改革委、市建设交通委、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制订的《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加强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管理，提高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家、本市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市级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以下称“市级建设财力”）安排的投资项目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投资安排原则）
市级建设财力安排要服务国家战略，符合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利于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统筹各类政府性资金，严格遵守科学、民主原则，注重公平和效益，加强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投资领域）
市级建设财力主要用于关系公共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
第五条（投资方式）
市级建设财力投资根据项目性质和调控需要，可分别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贴息等方式。
第六条（职能分工）
市发展改革、财政、建设、审计、规划土地、环保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对市级建设财力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第二章项目审批程序
第七条（发展规划）
市有关部门应当依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结合实际需要和条件，编制重要领域的专项发展建设规划，明确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总体布局和主要建设项目等。经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综合平衡并报市政府批准的专项规划、专项发展建设规划，是市级建设财力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项目储备库）
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及发展建设规划等，研究提出规划期内需安排市级建设财力，以及需由市级建设财力平衡的投资项目，列入市级建设财力项目储备库，并深化项目前期工作，进行动态调整。其中，对项目总投资大且工程复杂、社会涉及面广的项目，应当开展预可行性研究，有关前期费用可由市级建设财力预安排。具体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年度工作重点，对列入储备库的投资项目，按照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前期工作深度，进行年度统筹平衡，优先考虑项目审批。
第九条（审批程序）
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的基本审批程序，主要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竣工验收等。
对以投资补助、贴息等投资方式投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项目报送）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市级政府性投资机构或国资授权控股集团公司上报或转报。
第十一条（项目建议书审批）
申请使用市级建设财力的项目，应当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项目（法人）单位组织编报项目建议书，并提出使用市级建设财力规模的需求，报市发展改革委审批。项目建议书应当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拟建地点、拟建规模、投资匡算、资金筹措以及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初步分析，并按照有关要求提供相关文件。
如有需要，市发展改革委可征询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通过直接委托或竞争性方式，选择具有资格的工程咨询机构对项目建议书进行评估。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审批项目建议书。
第十二条（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项目（法人）单位依据项目建议书批复，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须由有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编制，在进行多方案比选的基础上，提出使用市级建设财力的合理需求，报市发展改革委审批。
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是否必要、合理、可行以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节能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落实各项建设条件，并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相关单位的许可、承诺、证明或评估意见。
市发展改革委通过直接委托或竞争性方式，选择具有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估。未通过咨询评估的项目不予审批。如有必要，市发展改革委可征询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进行专家评议。
对规划、土地、环保等许可手续完备的项目，可简化相关程序。
第十三条（资金安排）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市发展改革委可在项目建议书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阶段，明确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和市级建设财力投资额度。其中，重要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上报市政府同意。
第十四条（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批）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法人）单位应当通过直接委托或竞争性方式，选择具有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文件。设计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建设内容、规模、标准、投资和有关批复要求，以及国家规定的设计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进行设计。
通过直接委托或竞争性方式选择具有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对项目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进行评估后，除另有规定外，初步设计由市建设交通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审批，投资概算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核定，委托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在审批初步设计时一并受理和批复。
第十五条（审批条件的一般规定）
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概算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外，还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土地、环保、节能、安全生产、技术法规等规定的条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项目（法人）单位、建设内容、建设地点等发生重要变化的，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及时办理项目调整手续。
第十六条（概算及实施方案等调整）
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和概算组织建设。项目（法人）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当报市发展改革委按程序审批，在未经批准前严禁变更项目（法人）单位、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和建设标准：
（一）由市级建设财力全额投资的项目，投资发生变化的；
（二）由市级建设财力部分投资或安排资本金的项目，投资发生变化且需要调整市级建设财力投资的；
（三）由市级建设财力部分投资或安排资本金的项目，投资变化超过10%及以上的；
（四）由市级建设财力补助的项目，项目（法人）单位发生变化的或投资变化超过10%及以上的；
（五）由市级建设财力补助的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建设地点发生变化，致使原定项目目标、效果等无法完成的。第三章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安排
第十七条（编制年度计划）
每年三季度，由各项目（法人）单位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市级政府性投资公司或国资授权控股集团向市发展改革委上报或转报下一年度续建项目、申请新开项目市级建设财力资金需求总量。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市政府当年确定的工作重点，会同市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市级建设财力年度计划的安排建议，商市财政局后上报市政府审批。
第十八条（计划下达）
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市政府批准的市级建设财力年度计划安排建议，结合项目进度，分期下达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年度投资计划原则上每年10月底前下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方可下达市级建设财力投资计划。
第十九条（年度计划执行）
项目年度计划一经下达，应当严格执行。如确需调整的，需及时申报调整。未列入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不得擅自开工。第四章项目的建设实施
第二十条（招投标制）
除保密工程外，使用市级建设财力项目应当依法进行公开招标。保密工程由市保密局出具相关文件后，按照本市保密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财务、工程监理）
对使用市级建设财力的项目实行财务（投资）监理制，进行全过程财务管理和投资控制。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对使用市级建设财力的项目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工程监理制，加强项目安全质量监督和投资控制。具体办法，由市建设交通委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其他建设制度）
市级建设财力项目应当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的法人责任制、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有关项目建设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项目“代建制”）
对使用市级建设财力的非经营性项目逐步推行“代建制”，通过招标等竞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项目竣工验收后，移交使用单位。
市级建设财力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制”的有关试点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第五章项目财务和资金管理
第二十四条（财务管理）
项目（法人）单位要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规定，建立完善的建设财务制度，设置基本建设账户，实行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加强建设资金使用和管理。市财政局对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的财务活动实施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五条（资金管理）
市级建设财力必须专款专用，项目（法人）单位不得拆借，不得滞留，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六条（资金申领）
项目（法人）单位应当根据下达的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工程建设进度，按照程序向市财政局申领建设资金。属于政府采购目录内的货物、工程、服务等，应当申请办理政府采购。
第二十七条（资金拨付）
市财政局根据“按预算、按项目年度投资计划、按进度、按合同”原则及有关规定，拨付建设资金。第六章竣工验收和资产管理
第二十八条（工程价款结算）
项目完工报备后，项目（法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进行工程价款结算。市财政局可自行或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竣工结算进行审查。
第二十九条（项目审计）
使用市级建设财力的项目结算完成后，向市审计局提出审计申请，并将申请抄送市发展改革委。
对使用市级建设财力5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由市审计局按照审计管理权限，并根据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对项目组织审计。审计结束后，由市审计局出具书面审计报告，并抄送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对使用市级建设财力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原则上由市审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审计。审计结束后，由社会中介机构出具书面审计报告，报送市审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要求，也可对使用市级建设财力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直接组织审计。
有关市级建设财力项目审计监督的具体办法，由市审计局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若有必要，市发展改革委可根据审计结论，调整批复项目投资概算。
第三十条（综合竣工验收）
项目各单项验收完成后，由市发展改革委或委托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项目综合竣工验收。
第三十一条（竣工财务决算）
项目（法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市财政局要及时审查批复项目竣工财务决算，项目（法人）单位依此办理核销拨款、固定资产移交手续，并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建成项目转让）
对已建成的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经市政府批准，可以依法转让产权或者经营权，回收的资金，继续用于市级建设财力其他项目的再投资。第七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项目（法人）单位的责任）
项目（法人）单位应当严格根据项目批复的要求，组织实施项目，要严格依法合规建设。
项目（法人）单位在首次申报投资计划时，应当签订《市级建设财力项目责任承诺书》。项目（法人）单位要定期向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报告建设过程中的设计变更、建设进度、概算控制、资金使用等情况。
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市发展改革委可对项目（法人）单位作出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停止安排年度计划和停止审批其他项目等决定；市财政局可对项目（法人）单位作出停止拨款等决定；市审计局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处罚。违反法律、法规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项目（法人）单位及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市级政府性投资机构或国资授权控股集团公司要加强对项目（法人）单位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四条（社会中介机构的责任）
咨询评估、监理、审价、审计、招标代理等社会中介机构及其咨询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违反职业道德、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不按照批复要求编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方案的相关咨询、设计单位，由市发展改革委视情况给予劝诫或限制其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设计任务，并建议有关资质管理部门给予相应处罚。
对项目（法人）单位未经市发展改革委批准，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规模、改变建设方案的行为，财务（投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项目（法人）单位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和市审计局报告。对未及时制止和报告上述行为的财务（投资）监理单位，由市财政局视情况给予劝诫或限制其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财务（投资）监理任务，并给予相应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履行安全质量监督和投资控制的工程监理单位，由市建设交通委会视情况给予劝诫或限制其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监理任务，并给予相应处罚。
第三十五条（管理部门的责任）
项目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在项目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稽察制度）
市重大项目稽察办根据《上海市政府投资项目稽察暂行办法》，负责市级建设财力重点项目建设的全过程稽察，并按照相关规定作出稽察处理。对市级建设财力超投资项目，稽察后方可调整投资概算及实施方案。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
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除符合本办法有关规定外，还应当执行国家党政机关办公楼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参照执行）
其他市级政府性投资项目，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办法的解释）
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建设交通委、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依据自身职能负责解释。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审计局
二○○九年九月十一
论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与对策
王小芳 涂斌华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过于原则，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笔者在对立法缺陷一一进行剖析后，提出了自己关于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希望对我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 民事抗诉权 抗诉事由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规定
依据通说，民事抗诉权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存有错误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按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诉引起再审的法律监督权。
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主要或者说是只对刑事案件进行抗诉，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只能十分有限行使。我国法律对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散见于《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关司法解释之中。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却没有作任何规定。
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试点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该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只限于对违法的生效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对民事、经济判决、裁定不在抗诉之列。
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才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权。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对抗诉作过一些司法解释，主要有最高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细则》等。
我国上述法律虽然对民事抗诉权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且法律的适用环境发生变化后，仍未对其进行修改，体现不出清晰的立法思路和理念基础，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二、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这一制度设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司法运作方式基本相切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重刑轻民”的观念，检察机关极少涉足民事案件的监督和抗诉。从近几年来民事抗诉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虽对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已越来越背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其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一）民事抗诉权不完整，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无权抗诉。
对于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能否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与《民诉法》作了不同的规定。 《刑诉法》第18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一审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这就赋予检察院对法院的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不管是否生效都可以抗诉的权利。而《民诉法》却规定检察院只能“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条件的抗诉。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再次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能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对其抗诉亦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这种监督是案件终结后的‘事后监督’。” 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使检察院的抗诉权，不是完整的抗诉权，只是产生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事后”抗诉权。《民诉法》第185 条确认的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的事后监督模式，排除了检察院在民事检察监督方面事前行之有效的其他监督方式和手段。实际上，这是将宪法赋予检察院的完整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检察方面予以割裂，只是部分地授予检察院。
（二）抗诉事由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抗诉运作上的较大分歧。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或公共利益范围内提起抗诉，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事由，但规定了它有两项权力：一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抗诉；二是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例如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三）抗诉权行使的要件不明确，缺乏对滥用抗诉权的有效防止。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造成了少数当事人的投机心理。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同时也给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由于抗诉再审不需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也不受终审裁判审级的限制，于是少数当事人不上诉，等待判决生效以后直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抗诉，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极大消耗，极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
（四）抗诉权的行使无法定时限的要求，使生效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二年，但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只规定是事后监督，却没有期限上的约束。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直接违背了立法者追求民事秩序稳定的立法原意。
（五）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抗诉的程序模糊，检察机关抗诉的单方倾向性，有悖于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其出发点在于以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维护国家利益而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一般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提起抗诉从而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客观上就是支持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另一方当事人自然与检察机关产生对立情绪，庭审气氛常常出现不协调的情形。有的当事人直接与检察机关派出的检察官进行陈述和辩论，甚至经常发生言辞冲突，有损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威信。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讼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均衡格局，而且影响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明确界限。
（六）抗诉权的行使方式与条件缺乏相应的规范。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权利”，国家权力理应避免强行介入。但目前的民事抗诉案件中，绝大多数是检察机关出于接受一方当事人的申诉，为其民事私权而启动再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机关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抗诉；有些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申诉一方当事人放弃申诉请求。法院商请抗诉机关撤回抗诉，但其仍然坚持提起抗诉，从而迫使当事人继续参与到已经启动的再审程序中。
（七）民事抗诉权的审级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理解于运用上的冲突与混乱。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４条规定，抗诉案件可以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至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权限如何进行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对此存在认识上的不同，法院认为，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未规定应由原终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审。相反，民诉法第１８４条规定原则上由原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裁判，而上级法院提审只是一种例外。检察院系统则主张向同级法院抗诉并由同级法院审理。其理由是保持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同进行再审的人民法院相对应，“如果向原审法院提出抗诉并由原审法院审理，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会违反司法工作中同级相对应的原则” 。
按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上级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抗诉的法院大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将检察机关置于一般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这无疑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意。如果由原审法院对自己的裁判结果进行重新审查，尽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基于人的本性和单位本位主义考虑，仍然不能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结论，同时也使当事人在心理上一直不能放弃继续申诉的决心。有数据显示，抗诉案件由上级法院提审的改判率明显高于由原审法院再审的案件。但是，如果所有民商事抗诉案件都集中于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将面临难以承受任务之重，不利于“将矛盾消化在基层”精神的实现。因此，强调抗诉案件原则上由原审法院处理，并非一律都交由下级法院再审，应该由最高法院以解释形式作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
三、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
上述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一方面使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受到局限；另一方面，造成民事抗诉制度在运作上出现不少混乱和“盲区”，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所要求的对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此，笔者以为，应从一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规范与行使：
（一）加强民事抗诉权的立法，使之具体化，可操作化。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规定与司法解释关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则性规定的曲解，可以首先通过立法解释来予以解决，由任何某一司法机关对此作出解释的做法显属不妥。根据１９８１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二）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条件，既要防止检察机关不当地行使民事抗诉权损害私权，更要防止民事抗诉权的滥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民商事纠纷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对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也是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在民事案件中，应以意思自治为其基本的出发点，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以及对诉讼上某些权利的支配和处分，均应依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而定。从民法角度看，当事人有权对民事权利进行处分，亦可放弃请求权。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具有检察监督职责，这是宪法的规定。但检察机关不能对民事私权进行不当干预。就此意义而言，即我们要限制民事抗诉，也就是指民事抗诉范围仅限制在为国家和公共利益而提起。
（三）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事由。首先应详细列举出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将现行民诉法第185条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同时，为了保证民事抗诉的严肃、合理和有价值，就应规定不得提起民事抗诉的限制情形：1、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2、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在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3、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4、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之必要的，不得提起抗诉。
四、结 语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一种针对司法现状的必要设置。为了保证这种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能形成良好的制约与抗衡机制，保证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检察抗诉权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前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进行改良，严格抗诉再审的适用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抗诉机制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司法公正。
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与力度的加大，笔者认为，最终应当以实现审级制度改革为前提，逐步取消民事抗诉制度。我国目前实行两审终审制，这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的审判惯例是不相符的，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司法制度应当与经济制度同样与国际接轨，应当有所突破。若审判采三审终审制，附带再审之诉，则在民事审判中，完全可以取代现行民事抗诉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对少数疑难、复杂民事案件提高审级，使司法终审裁判权由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行使，从而使终审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较高级别的法院法官相对高的素质也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可靠保证。以此为前提，审判监督制度可以从改革再审事由入手，确立再审之诉制度，即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交给当事人根据再审事由来启动，完全取消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入，褪去我国民事诉讼中长期固存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有待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学院两课部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