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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佛山市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工作规范的通知

佛府办〔2009〕104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佛山市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工作规范》业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径向市外经贸局反映。并依据该规范第十三条的规定，于4月15日前将分管领导和联系员名单报市外经贸局。









二○○九年四月三日

（联系人：罗成，联系电话：83351274，传真：83390586）

佛山市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国外反补贴调查主要针对我国对出口产品的财政支持，涉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产业政策，将对政府经济管理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是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重要内容。

第二条 反补贴调查的应对主体是被国外反补贴调查机关认为涉及或可能涉及提供财政资助的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机构和涉案企业。

第三条 为积极、有效地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建立快速、高效工作体系，保护我市企业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工作规范。

第四条 本规范适用于：佛山市出口产品遭受国外反补贴调查时，本市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机构的应对工作。



第二章 职责范围

第五条 市政府委托市外经贸局负责全市开展反补贴调查应对的组织、协调工作。

第六条 市外经贸局负责配合商务部、省外经贸厅，协调各区政府以及市直有关部门、机构和涉案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包括组织、填答调查问卷、实地复核，以及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与国外调查机关的交流、交涉和参加听证会等工作。

各区外经贸部门负责配合市外经贸局，协调辖区内有关部门、机构和涉案企业做好应对工作。

第七条 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负有配合外经贸部门协调应对的责任，主要包括：

（一）如期填答反补贴调查问卷与补充问卷；

（二）如期参加反补贴调查实地复核准备会议和实地复核会议，回答提问。

第八条 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发改、经贸、科技、财政、国土资源、农业、外经贸、国资、环保、统计、物价、金融、工商、国税、地税、海关、电力。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九条 问卷填答。

（一）市外经贸局收到商务部、省外经贸厅反补贴调查应对文件和问卷后，转发有关区政府、市直部门、机构和区外经贸部门，明确工作要求。

（二）市直有关部门、机构收到问卷后，按时限要求填答问卷，函送市外经贸局上报商务部和省外经贸厅。

各区政府、外经贸部门收到问卷后，按时限要求协调本辖区有关部门、机构填答问卷，汇总后函送市外经贸局上报商务部和省外经贸厅。

特殊情况下，涉案的有关部门、机构按要求填答问卷后，直接报送商务部和省外经贸厅，抄送市外经贸局。

涉案的有关部门、机构的上级机关已按要求填答问卷并报送商务部或省外经贸厅的，该部门、机构协助将已报送的答卷抄送市外经贸局。

第十条 实地复核准备会。市外经贸局按照商务部、省外经贸厅的要求，负责实地复核准备会议承办工作。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应派员参加实地复核准备会。

第十一条 实地复核会议。国外调查机关在我市进行的实地复核，由商务部或其授权机关牵头，市外经贸局在省外经贸厅指导下负责承办和协调工作。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应派员参加实地复核，并回答提问。



第四章 工作机制

第十二条 市外经贸局负责协调、指导全市出口产品补贴政策调查研究、摸底梳理工作，本市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机构给予协助和配合。

第十三条 建立反补贴调查应对工作联络机制。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指定一位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并指定人员担任反补贴调查应对工作联络员。反补贴调查应对工作联络员保持相对固定。

各区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和机构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名单报市外经贸局备案。

第十四条 市外经贸局在全市主要出口行业中建立行业组织应对工作联络点，行业组织在反补贴应对中负责协调企业应诉、提供行业数据等基础支持。

第十五条 市外经贸局负责开展全市范围反补贴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和培训工作，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应给予协助和配合，共同努力提高反补贴调查应对工作水平。



第五章 责任

第十六条 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对各自填答问卷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市外经贸局承担市政府委托的组织协调责任。各区外经贸部门承担区政府委托的组织协调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市外经贸局负责向市政府报告我市反补贴应对工作情况，市政府视情况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本工作规范由市外经贸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工作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废除死刑，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郭英儒


近日，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就湘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的全面废除死刑的观点，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军表示，我国当前要重点解决的是改革刑罚制度，设立更多的20年、30年以上的长期刑，以此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由此再次引发一场关于死刑存废的讨论。笔者也笔痒难奈，试论一二。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并且现在就要做好这个准备了。
首先，基于中国国情。中国太大，以至于国情太复杂，不同于韩日小国，也不能同欧美相比，所以我们如何面对死刑的问题，要从我们自己出发，不能老是看见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那样是行不通的。我这里所说的废除，不是为了学习他国，而是从我国自己经验的积累所得。中国还不是个法治国家，只是一个正在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法制不够健全，法治观念还不够深入，人民法律意识淡薄，这就容易导致恶性案件频发，而每年由于司法领域的腐败，警察法官等滥用职权所导致的冤死案件也很多，有很多人无罪或者罪不至死，却被判处死刑，如延安董伟之案，承德一案四判死刑等，至今也难以说个明白，虽然这些只是个案，但不为人知的错案因为被定为铁案而无法翻案的不知有多少。人死不能复生，这是谁都懂的道理，一旦嫌疑人死去，便再也没有申辩的权利和能力，纵然有朝一日冤案昭雪，对于死去之人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死刑的风险正在与此。处于这样的国情，除非哪一天，不再有冤案错案发生，方可适当恢复死刑。否则，死刑不能不废。
第二，实利主义的思考。世间万物，其产生和生长，都是需要外界的不断补充的，而其对于整个环境无任何有利作用，无疑是这个环境的悲哀和损失，单纯的制止这种损失对于整体而言起不到有利的推动作用。对于死刑犯也是如此，即使他罪该至死，但是单纯的让他的生命完结，并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产物，每个人生来有对社会尽义务的责任，一个死刑犯，一生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都是损害而无任何益处，那么他的责任就还没有履行，应该让他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之后才能容许他生命的完结。给他“亡羊”之后“补牢”的机会，只是杀死他，是对整个社会人群的不负责。这是一个成本问题，整个社会的运作，需要合理的安排，人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而死刑无疑是浪费这种资源的最快捷方式，特别对于一些高智商犯罪，其所能做到的有利于社会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他对社会有过伤害，就剥夺他的生命，他的能力有利于社会的一面还没有发挥出来，而他的能力是建立在生命基础上的，只有让他活着，才能补偿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尤其是弥补他自己因为犯罪而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第三，惩罚的真正方式和重点。惩罚自古便有，也是不可缺少的，古时的惩罚是单纯的肉体惩罚，从刺字到凌迟，方式五花八门，都是想尽办法折磨受刑者的肉体以达到惩罚的目的。那是旧时不文明不理性社会的惩罚方式。今天的文明社会是不可用那么残酷的肉刑的，今天的惩罚不在于单纯的肉体痛苦，而是重在灵魂上的教育和改变，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需要和表现。我个人认为，死刑是一种原始的肉体惩罚刑，它只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理意义上的生存，却不见得能使其灵魂受到多大的改变，即使临刑前他会忏悔，也只是忏悔自己的行为导致自己而今这样的结果，却难为受害人而忏悔。惩罚的最高形式不是肉体刑，而应该是精神惩罚，也就是常言所说的“生不如死”。倘若对死刑犯处以无期或有期徒刑，让其在真正悔恨中受到惩罚，使其在惩罚中能真正为受害者作点事情作为补偿，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如果罪犯死了且无财产，那么受害者便在处决罪犯的同时永远失去对其的任何民事主张权利。死刑对于那种罪大恶极的人来说，却是一种解脱，如杀了数人而被执行死刑，按老观点一命抵一命来说，那是赚了；或者挥霍了人民的财产几个亿后执行死刑，也觉得没什么遗憾了。犯罪人的一点点罪恶感在一声枪响之后就灰飞湮灭了，如马加爵，死是他求之不得的，所以他放弃上诉，一心求死，他得到了解脱。死刑，也许并不是受害者想要的，却是罪犯最想要的。
第四，传统思想中有“杀人偿命”的观点，对于此观点，我认为不能狭隘的以牙还牙，正如一句俗语“狗咬了人，但人不能反过来去咬狗”一样，惩罚不等于报复。如果因为你杀了我，国家就要杀了你，其实是让国家代表受害人去报复犯罪，用国家权利来以暴治暴，那无疑于是国家在做最大的犯罪。如此类推，其他罪名岂不是都要改为：因为你偷了我，所以国家要创造条件来偷你；因为你强奸了我，国家也会让我来强奸你；因为你骗了我，国家也要把你来骗一骗。这其实是社会倒退的表现，更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要求。也有人担心，废除死刑无法给犯罪分子带来威慑力，其实真正作奸犯科，无恶不为的江洋大盗又有几个会惧怕死亡呢？对不怕死，不在乎死的人来说，死刑更象是一种玩笑，一个游戏。
第五，死刑适用过多过滥，不仅会滋长人们对死刑作用的迷信，忽略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忽视犯罪成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而且不利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健康、人道的文化，不利于树立尊重人的生命的观念。死刑适用太多，还会导致罪刑关系的比例失衡，轻重不分，其结果不仅对犯较轻罪行的犯罪分子不公平，而且还会产生其他一些消极后果。河北的特大爆炸案案犯，就是因争吵时，一时情急，失手杀了女友。当他知道他要面对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死亡时，他就选择了报复。几百人的生命，有可能正是滥用死刑制度的牺牲品。可我们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就在这一案中，我们为了抚慰受害者，推卸责任，大开杀戒，甚至将只卖了几只雷管，不知案犯用途的罪犯都给杀了。死刑的使用，总是容易用滥，从而使人们陷入罪者唯有死方能达到惩罚目的的泥潭。
第六，不利于国际和区际刑事司法合作。欧盟已经禁止将有判处死刑危险的犯罪分子引渡给管辖国，其他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持类似态度，如大走私分子赖昌星逃到加拿大后，加拿大即以其有死刑危险为由拒绝引渡给我国。此外，我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已经废除死刑，在一些涉港、涉澳的案件中，同一种犯罪在大陆受审和在港澳受审，结果悬殊，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其他一些不好的影响。
综上，我认为，中国废除死刑制度是一种必然，但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速战速决不能完美的解决问题。现阶段我们对于死刑，首先要在数量范围上控制，我国刑法规定有68个死刑罪名，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刑法典到1997年刑法修订，我国死刑立法不但没有减少，死刑适用还扩大到许多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废除死刑，先要从减少死刑罪名数量和增加有期刑无期刑的数量入手，对于一些非暴力犯罪，可以首先考虑适当更改为有期刑，严重的改为无期徒刑，而有期刑可以效仿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只是几年十几年这么短暂，而是更长，根据其罪行严重程度迭加，不设上限，并且为节约司法成本，弥补罪犯所犯过失，服刑犯人要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最大收益，使社会受益，并把该收益用于监狱管理等司法支出，从而达到不增加司法成本废除死刑之目的，且其劳动成果多少直接决定其减刑情况；同时对于在短时间不能废除死刑的罪名，应该严格控制其宣判数量，把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并在适当情况下，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严打”时期，切莫从重从快，肆无忌惮。另外，在于使用死刑的对象上要有更严格的规定，比如在年龄上，生理上等条件的规定都要更细，从各个方面尽量做到减少死刑。
死刑之废，势在早晚，而现在是我们该做好准备的时候了。